
作为一部硬汉派侦探小说,《蓝衣恶魔》(Devil in a Blue Dress,1990)充分承袭了流派宗师Hammett和Chandler的创作特色:语言利落,对话写实,节奏紧凑,弥漫在书页间的犯罪气息既牢牢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又烘托出主人公的英雄气概;但《蓝》最大的成就在于透过一个普通黑人的视角投射出了一个涌动着人性活力的文字空间。
首先,黑人身份所注定的其在社会层面上的相对脆弱使得Easy较Sam Spade 和Philip Marlowe更具亲和力。(事实上,即使和同肤色的文学前辈——Chester Himes的黑人刑警搭档Coffin Ed Johnson 和Gravedigger Jones——相比,Easy在社会耐受性上和二人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Easy不是一个职业私人侦探(不同于另一个文学前辈,Ed Lacy的黑人私家侦探Toussaint Marcus Moore),他从没有想过要去插手别人的事务,他甚至不愿意接受Albright的委托,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对黑人充满歧视和敌意的白人世界里只要他稍有闪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家园就会灰飞烟灭。尽管Easy最终同意和Albright合作,但他接受任务的被迫与讽刺却清楚地表明和身无羁绊的Spade/Marlowe式潇洒硬汉相比,Easy更像个安分守己的居家男人。而在侦查过程中,Easy和传统的孤胆英雄形象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需要帮助,且这种帮助又不仅仅局限于Spade或Marlowe所需要的情报。倒不是说Easy是个懦夫;相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他身强力壮,无所畏惧。但他毕竟不是神仙,因此危难之际他需要别人的援助,迷惘之时他需要朋友的安慰;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受到生活在白人世界的黑人所要遵循的游戏规则的束缚。这就是为何当Easy遭到一群白人少年的无端挑衅时,尽管完全有能力“一一捏碎他们的气管”,他却只能强忍羞辱直到Albright——一个白人——到来替他解了围。同样,小说结尾Easy不得不依靠白人富商Todd Carter的政治势力来摆脱白人警察对自己的纠缠并迫使他们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对于Easy的无助,老友Mouse(另一个有趣的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非常值得推敲)一针见血:“没有帮助一个黑人就别想走出困境……你需要有人在背后顶你,伙计。他们白人说的什么自力更生根本就是骗人的。”诚然,Spade和Marlowe也会在身体上(例如被人打晕后劫持)或心理上(比方说被对手抢占先机)遭受打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是工作的附带风险,并非更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存世的挫折。另一方面,受到种族矛盾影响的绝非Easy一人。作者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和字里行间的暗示不断地提醒读者Easy的种种无奈和不得已的谨慎(书中和白人前雇主交涉的段落显示必要时Easy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不过是二战后——确切地说是1948年——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黑人普遍的社会境遇的缩影。Mosley将欲望、贪婪、虚伪等犯罪小说惯有的元素和种族压迫的政治背景相结合,使个人的弊病和社会的弊端产生互动,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为饱满,心理更为丰富,动机也更加耐人寻味。这一点在小说的最后一个谜底所带给读者的震撼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蓝衣恶魔》是一部集娱乐性和社会性为一体的上乘之作。自诩为政治作家的Mosley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故事家,他对政治脉落恰到好处的把握避免了《蓝衣恶魔》为笨重的说教所累,完整地保留了其作为侦探小说所应有的悬疑和刺激,使娱乐性和社会性在书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很多美国人知道Walter Mosley是通过1992年的总统选举。自从时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称Mosley为自己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之后,这位黑人作家可以说是一夜成名。其实在此之前Mosley已经发表了三部Easy Rawlins小说:《蓝衣恶魔》,《红色死亡》( Red Death, 1991),和《白色蝴蝶》( White Butterfly ,1992),尽管这三部作品均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褒奖,并且《蓝》还分获“Shamus最佳私人侦探小说奖”(美国私人侦探小说家协会)和“John Creasey纪念奖”(英国犯罪作家协会)两项殊荣,但Mosley的知名度却并不高。克林顿的认同不仅使更多的人见识到了Mosley的实力,同时亦再次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你还没有读过Walter Mosley,那么你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正有许多阅读的快乐等待着你;不幸的是你早该享受到这些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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